鲁迅是左倾而不是极左

潘正伯

——与《盟主鲁迅也是左的》商榷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刊登了毕克官遗稿《盟主鲁迅也是左的》(以下简称“毕文”),把鲁迅定位为极左。同一个鲁迅,在毕克官眼里是极左,在我眼里是左倾。鲁迅左倾,可以说是关心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尽人皆知的事。左倾不等于极左。说鲁迅极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

 

一、鲁迅与左联关系不像毕文所举事例那么简单

 

毕文想把“极左”帽子戴到鲁迅头上。为说明此点,文中写了三件事;同时,回避了评价鲁迅与左联关系中一些更重要的人和事。

文中首先提出并不加论证就判定鲁迅是“左联盟主”,把当时在上海中共外围组织的“左联”描绘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界全国性组织”,似乎像1949年后的“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那样的官方机构。

文中举了三例(1. 与新月派徐志摩、梁实秋的争论;2. 与“第三种人”苏汶的争论;3. 与《语丝》派林语堂的争论)说明“鲁迅是怎样战斗的”。

文中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把鲁迅批判过、劝导过和惋惜过的人杂糅到一起,好像这些人都是鲁迅的对立面,都是鲁迅要打倒的人。

但却对实际领导左联,对鲁迅阳奉阴违,处处想驾驭鲁迅的中共党组书记周扬,直接与鲁迅摩擦的“四条汉子”,听他们差遣写公开信指斥鲁迅的徐懋庸,及作为左联公开分裂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只字不提。然而,这些事在《鲁迅全集》中都保留着,随时可以复审。

 

二、听听这些人是怎样评价鲁迅的

 

林语堂。鲁迅去世时林语堂在纽约,他写了《悼鲁迅》,落款是“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纽约”。文中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硁硁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郁达夫。是鲁迅的挚友。鲁迅去世后,郁达夫写了《鲁迅的伟大》,全文如下: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原文是用日文写的,发表在193731日日本《改造》第19卷第3号上。20067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倪墨炎、陈九英编辑的《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收入此文。

闻一多。毕文没有提到他,他和下面两位是我加上去的。《随笔》2012年第2期上王开林撰文《闻一多——特别的人不走寻常路》,其中有闻一多谈鲁迅和他因西安事变为清华大学教授会写的宣言,我以为是很宝贵的资料,值得推荐给朋友们一览:

年轻时,闻一多对鲁迅缺乏好感,更谈不上敬重,他写信给梁实秋,标列“非我辈接近之人物”,鲁迅首当其冲。后来,他却颠覆了自己原先的判断,赞美鲁迅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44年,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将自己的心声和盘托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

在名人中,以这样真诚的文字,忏悔自己,颂扬鲁迅,此前我还没有见过。

吴冠中。是中国美术界走中西结合、发展创新成绩最优的美术家。在他喜爱的多位中外作家中,鲁迅是最突出的一位。他甚至说:“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多个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他说得多好啊!

绿原。诗人,翻译家。他说:“鲁迅是一面镜子,可以从每个人对鲁迅的态度中,照见其人的人格。”这个原则,我试用二十多年,很灵,比曾国藩的《冰鉴》好使。

 

三、让事实说话

 

创造社和太阳社是构成左联的基本班底,他们中很多人是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1928年初,鲁迅突然受到了他们的攻击,他们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他是一个怀疑现实而没有革命的勇气的人生咒诅者而已”。鲁迅一方面答辩一方面加强了对马列主义的研究,从他1928年日记末的“书账”粗略统计,买了日文、德文马克思主义书籍40多本。

这场论战到1929年冬天,因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干预停了下来。李立三想筹组左联,他要他们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转而团结鲁迅,拥戴鲁迅成为拟议中的左联的名义上的领袖。鲁迅顺应了中共的要求。接着193057日晚,李立三亲自出面约见鲁迅,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被鲁迅拒绝。鲁迅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需要坚韧的“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不能“赤膊上阵”。他如果发表一份李所要求的宣言,就再也无法在国内立脚,出国去做“寓公”,自己倒挺舒服,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

这就显示了鲁迅的革命观与中共革命观的歧异。按理论,中共革命的目的是要从压迫它的反动派手里夺取政权,镇压敌人,使包括自己在内的劳苦大众获得解放。而鲁迅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介文人、思想文化革命的参与者认为最需要做的是改变几千年专制统治铸就的愚民、奴才素质和思想意识,因此力图“改造国民性”。鲁迅研究界用“立人”二字概括他的革命纲领。那么,鲁迅又为什么答应参加左联呢?难道他没有看透中共只是利用他装饰门面、吸收人气吗?鲁迅眼光的锐利,不管为敌为友都是佩服的,当然瞒不过他。他目睹中共这个代表弱势群体的弱小的革命政党,正受着血腥的镇压,他坚定地和他们站在一起,支持他们。

中共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政党,左联是它在文化人中建立起来的统战组织;鲁迅是很有个性的独立撰稿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此外,中共还要加上一条: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自己的领导权。毕克官在这件事过去70多年后,仍以“左联盟主”的帽子去圈套鲁迅,不是他糊涂,因为不这样说就安排不出鲁迅的“极左”。

鲁迅加入左联后,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不妨从他留下的众多文章中挑出三篇,重新浏览一遍:1.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32);2.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致〈文学月刊〉编辑部的一封信》(19321210),这是给左联“元帅”周扬的一封公开信;3.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1936610)。这些文章,很容易看到,内容无需重述。谁都可以看出,鲁迅在这些文章中对周扬和他领导下的左联,循循善诱,指出他们活动中的关门主义和极左倾向,希望他们转变作风,去掉虚骄之气,少喊口号,多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至于周扬他们是怎样对待鲁迅的,过去我们只能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836)所附载的徐懋庸给他的原信上看出徐(他代表一批人,即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凌人的气势。直到2003年第6期《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1936717日鲁迅致杨之华信(此信已收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0卷,第193),才让我们得知,鲁迅当时处境的尴尬和对他造成的精神伤害。

共产国际为着苏联的安全,要求中共解散左联、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当然遵办。鲁迅则认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应该的,但何必解散左联?如果执意解散,也得发个宣言说明原因。鲁迅不愿意在敌人挥舞屠刀之际悄无声息地消失,他认为那是溃散。连这个要求,周扬等也不予理睬,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王富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左翼作家联盟即使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也是一个弱势群体。联合起来,才是一个力量,解散之后,就没有了力量。胡适、梁实秋会联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吗?周作人、林语堂会联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吗?张资平、叶灵凤会联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吗?张恨水、周瘦鹃会联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吗?鲁迅、胡风等人被留在了周扬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门外,胡适、林语堂等人也没有进来。谈何反对关门主义!谈何文艺界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所有这一切,却被当时多数左翼作家那种粗糙、单调的政治革命观念遮蔽了。”

中共夺得政权后,紧跟鲁迅的这些人,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很快被划为反革命或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关进监狱,绝地劳改,受尽折磨。“四人帮”上台后,要整周扬这“四条汉子”,满以为胡风、冯雪峰出于报复心理,会为他们提供“炮弹”;提供“炮弹”会改善胡、冯的处境。结果,令他们失望,胡、冯二人不谋而合地否认周扬是反革命,认为他犯的是认识上和工作上的错误。这彰显出他俩从鲁迅那里继承的风骨。也成了后来周扬认识自己错误以至和胡乔木等产生对抗的导因之一。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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