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常委名单之谜——毛远新的话难作定论

李维民

 

最近翻阅2013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看了毛泽东最后一年的谈话和活动的记载,想起2010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后引起的争议。这篇文章引用了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说毛泽东从19764月至7月中旬,忧虑政局会有剧变,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先提出毛远新等5个人的名字,1976715日又召见毛远新等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除5人外又加了两人,但未有定论。在传闻中张玉凤还说,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文章说:毛远新认为张玉凤的上述回忆是“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2011年第10期《炎黄春秋》编者按说,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故发表《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远新的说法修改为“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你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并说“都是主席用手写的”。此后,《炎黄春秋》未再发表有关这件事的文章,给读者的印象是,毛远新的话就是这件事的定论了。

笔者读过《毛泽东年谱》后,认为毛远新关于毛泽东1976年状况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年谱记载,进入1976年后,毛泽东先后6次接见外宾。第一次是223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华国锋、乔冠华、黄镇在座。”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对会谈内容年谱记载了500字。年谱还载有:317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华国锋、姚文元在座。”420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就中国向埃及提供援助问题进行交谈,华国锋在座。”430日,“晚七时三十五分至八时零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在座。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国内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512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至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华国锋、乔冠华在座。”527日,“晚八时三十五分至八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华国锋在座。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如果按毛远新的说法,“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翻译更不可能听懂,那么,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1小时40分钟,与穆巴拉克就中国援助埃及的问题进行交谈,怎样交谈?毛泽东与马尔登会见半个小时,与李光耀会见20分钟,又是怎样交谈的?特别是在熟悉中国语言的李光耀面前,翻译能信口开河吗?

据年谱记载,毛泽东在6月还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说了他一生办了两件事那一大段话,难道是写成文字让大家传看吗?毛泽东在430日对华国锋说“国内的事要注意”,625日又给华国锋写道:“国内问题要注意。”接班人的问题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忽略过的头等大事。据年谱记载,131日“下午五时,阅毛远新关于传达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国务院的工作,由华国锋同志主要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要负责。”政、军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都定了,党中央的负责人不会不考虑。从年谱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毛远新,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3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19764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197510月至19761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毛远新在文章中说:“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这份指示长达2300多字,难道都是毛泽东写成条子的?

在毛泽东去世前两天的97日,毛泽东还要看材料,工作人员听不清他要看什么人的材料,毛泽东“在纸上划了三横,又用手敲木质床头,工作人员明白是要看有关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826日,毛泽东还要看宋代的《容斋随笔》,不知这四个字是怎么写的。两三个月前毛泽东的精神和说话的情况,肯定比去世前几天的情况好,而且对毛泽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那五个或七个人的名字,比三木武夫的名字更熟悉,更容易分清。因此,毛远新以“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来否定张玉凤的回忆,论据并不充分,难作定论。张玉凤的回忆和毛远新的否定,都是一面之词,都不能当定论。

按照传闻中的张玉凤说法,目前尚在世的当事人,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位汪东兴。《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文章,引用汪东兴女儿的话说,汪和张都说没有此事。据她说,张玉凤讲:“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共内部机密的。”既然如此,就不应当强要张玉凤表态。

至于汪东兴的话可信度如何,我想起2005年阅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一书时,看到一段有关汪东兴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有一篇孙宇亭写的题为《责任由我一人承担》的文章,说的是196710月,内务部有人写大字报,揭发内务部长一个问题。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严佑民,为了证明内务部长的清白,经谢富治和汪东兴批准,派孙宇亭二人到档案馆看有关档案,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过的电报。后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的核心机密,由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对孙进行三堂会审。孙宇亭申辩说,他去档案馆是谢富治和汪东兴批准了报告,严佑民派他去的。孙宇亭写道:汪东兴“说:把那个报告拿过来,我再看看。汪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靠在稿纸的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办法。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他们批的字剪下来,当场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谢富治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孙宇亭还“没有想好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就这样,1968312日,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

当然,此一事非彼一事,只是供读者思考这一问题时参考而已。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此事,就说明没有此事。那也未必,因为年谱并不是事事都记载的。例如,从1976711日到27日,就没有一条记载。在这17天中,不可能没有任何人去过毛泽东处。

总之,这一则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是否属实,还是个没有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轻易肯定,也不应轻易否定,特别是个别人的谈话都不足为凭,最好是由权威机关正式辟谣,或者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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