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山保往事》之谬

夏宇立

  读《柴山保往事》(以下简称《柴》文。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十分震惊。我从事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30余年,家乡也离柴山保不远,愿将所了解的事实与《柴》文口述者王建华先生商榷,也供读者参考。

  从《柴》文中露出的信息看作者其人其事

  之前并不了解王先生,读《柴》文后有一初步印象:1916年出生在柴山保的王家湾王姓家族里,4岁开始学文化,6岁起读私塾,1929年夏天(13岁时)逃离王家湾,先住光山舅舅家,后给人家放牛,1930—1934年在易本应民团大队(大哥、三弟及父亲同在),1934年冬回王家湾,1935年到武汉进国民党军当兵,1937—1941年在陈诚部任卫士、班长,参加过抗战,解放后为搬运工,居武汉。从《柴》文透露出的家里放佃,同时还雇佣有2个长工,有5头耕牛(其中有的与佃户共养),1栋祖屋,看来,王先生的家境绝不是《柴》文所说的贫苦家庭。

  根据上述简历发现,《柴》文中所表现的"往事"核心内容的时段,作者并不在王家湾,许多"往事"并非其亲身经历或目光所及,真实情况本人并不了解,因而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比如,就我所知,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王功在"的"红四军十师政委",也没有叫"王自昌(王谋臣)"的"红四军总后勤处主任"。又比如《柴》文说"王家湾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始搞土改",事实是1928年5月红军进入柴山保前即已经决定根据当地实际灵活运用政策,不搞土改,只搞减租减息。所以,虽然农民协会早就成立了,但一年多都没有搞土改,不然,怎么可能直到1929年夏天作者离开家乡时,家里还会有两个长工呢?在指责红军"滥杀无辜"的重大问题上,《柴》文也可以不摆证据。比如,其母亲和四弟"惨遭杀害",怎么被害的,作者不在现场并没有看到,尽管也表示"完全不知情",但却仍然将其归结为红军"筹款",是红军干的,红军要"斩草除根"。而王家湾600人的被杀,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柴》文竟然断言全系红军和群众所为,与国民党当局没有关系。

  《柴》介绍了作者三兄弟和父亲在易本应民团大队的履历。易本应何许人也?名号为河南光山剿赤游击司令,那些年专门残害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焚烧苏区村庄,屠杀群众,制造"无人区",还曾大肆掳掠苏区青年女子卖到开封、洛阳、汉口等城市妓院,是一个恶贯满盈、丧尽天良的土匪头子(1937年被高敬亭部红二十八军击毙)。易本应匪帮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可是作者及其父兄却主动入伙,视之为靠山。尽管作者当时年少,但是,联系《柴》文中所描述的当年他们誓言找红军"报仇"的动机,可以想见他在易部长达5年中行为。

  这里,笔者点出其人其事,不是企图追究王先生历史责任,时间已经过去80多年,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面目是无法改变的。笔者指出《柴》文产生和其所述"往事"的某些背景特征,只是希望供读者参考,以便较为公正地了解那段历史。

  所谓吴光浩"写纸条"导致"母亲和四弟被杀"可信吗?

  《柴》文将其母和四弟被杀以及家中厄运归咎为吴光浩代表红军的"勒索":"1929年夏天,一个叫吴光浩的写了一张纸条(有材料说他是当年5月牺牲的,但是我亲眼看到他写的条子),要我家拿出300块银圆"支援革命"。""她和四弟到底为什么被杀?我至今不知道确切原因。思前想后,只可能与不能足额交出300块银圆"支援革命"有关!红军初创的时候,往往用这个方法筹粮、筹款。"

  吴光浩是谁?时任红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鄂豫皖红军最高首长,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一位很有政治军事头脑的领导人。《柴》文纯属嫁祸于吴。其一,作者自己没有见过吴,更未与其交往,如何能准确认定"条子"是吴写的呢?其二,柴山保是苏区根据地,所谓根据地与农民运动时的农会不同,它有较完整的根据地建构系统。当时的柴山保有中共鄂东特委,有县委、区委,有苏维埃政权机关,还有各种群众组织,筹粮筹款是政权机关的事,吴光浩没有在政权机关中任职,在根据地内筹粮筹款轮不到他。其三,当时确有红军的地方游击武装"绑票"筹款的事(不久即禁止),但是,它有严格规定,一是限于地方游击队,正规主力部队不允许;二是行动只能在白区,绝不能在根据地内,"绑票"对象是白区大土豪劣绅有钱人,一般是拿钱放人。而柴山保是根据地,试想如果根据地内红军"绑票"不乱套了吗?退一步说,若真有这样的事,犯得上军长亲自写条子?其四,柴山保时期正是鄂豫皖红军历史上产生和完善"三大纪律十项注意"的重要历史阶段,严禁侵犯群众利益。在根据地内红军首长写条"勒索",明显属严重违反军纪行为。其五,1929年夏天吴光浩不在柴山保。这年2月18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柴山保,吴光浩指挥红军分兵三路突出重围,分别转入麻城和黄安西南面等地进行游击作战。突围行动后,吴光浩再也没有返回柴山保。他于4月底从黄安、麻城南面地区出发,拟经罗田进入河南商城指挥商南起义,5月初途经罗田滕家堡时遭敌截击,在战斗中牺牲。

  600多人被杀的所谓"世纪证言"隐瞒了重大历史事件

  《柴》文说:王家湾"从1927年到1934年7年时间,近千人口为什么会锐减70%?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作为王家湾唯一幸存的世纪证言者,除了105位烈士(含自己人"错杀"),我没有听说其余的600人是因为与国民党当局对抗被杀的"。作者认为《红安革命史》《新县革命史》"都有严重错漏"。《柴》文隐瞒国民党军队对柴山保地区的大规模残酷杀戮。国民党军的杀戮最少有3次。

  第一次是1929年2—3月。2月18日,驻湖北的国民党桂系军阀第十八军2个团从南面向柴山保大举进攻,驻豫东南的国民党冯玉祥部队在北面堵击,敌军妄图一举搞垮柴山保根据地,围歼红军。经过激战,红军被迫突围,而敌军则在占领柴山保后烧杀奸淫抢掠,反复"清剿",直到蒋桂战争爆发后,3月28日才从柴山保撤走。大批群众被残杀。

  第二次是1929年6月。国民党军为了摧毁鄂豫边苏区消灭红军,以罗霖部从南面,以李克邦部并纠集易本应等数千地方武装从北面实行"会剿"(史称"罗李会剿")。6月底北路之敌又一次侵入了柴山保。敌人到处烧杀抢劫,柴山保一批无辜群众被杀害,万余群众扶老携幼避入山林。刚刚到达大别山的徐向前指挥红军连续打了几场好仗,首先将北路敌军击退,收复了柴山保,接着又在万余武装群众的支援配合下,攻占白沙关,毙伤易本应部数百人。

  第三次是1932年9、10月及其以后。这时,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蒋介石黄埔嫡系第二纵队占领了柴山保等地,当地群众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难。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他在汉口下达命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转引自《红四方面军战史》,第202页)接着还进一步提出"民尽匪尽"的方针,强令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汤恩伯的部下李佑武回忆汤恩伯说:"1932年汤恩伯担任第八十九师师长,率部参加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每到一村,先将全村男女老幼驱集于村旁空地,然后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放火焚烧各村庄……师部将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选出,尽行屠杀,其余老幼妇孺,用武装兵押送汉口,规定每天行程60里,许多走不动的老弱就被刺死于途中……。汤恩伯屠杀老百姓的方法更是惨绝人寰。他命令工兵营屠杀各团营连送来的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开始用枪打,随后用大刀杀头……最后他命令工兵营的士兵每班围成一个圈,装上刺刀,将被屠杀者一个一个地赶进圈中,由班长发口令喊"杀",士兵就用刺刀刺上去,同声喊"杀",直到刺死为止。汤说:"这样既可以节省弹药,又可以使士兵练习白刃战。""(胡学亮:《汤恩伯的"侧面像"》,《纵横》杂志2011年第6期)

  1933年10月,笔者家乡位于鄂豫边的数万百姓遭敌合围,躲进万字山中,敌人竟纵火焚山,结果1万余人被活活烧死,其中大部分是老弱妇孺。当年国民党军究竟杀害了多少苏区军民,麻城乘马岗区的人口变化也可见一斑。1926年乘马区下辖13个乡,总人口13万,到解放初人口不足3万。减少的人口中的大部分为遭遇国民党军的屠杀。再比如,乘马岗王树声家族,在"土地革命"那10年里,损失100余人,其中大部分为敌军杀害。试想,在这样大范围长时间对苏区的血腥屠杀中,柴山保又如何能幸免?

  从1932年7月开始的第四次"围剿"和紧接着后来的"围剿"历时两年多,鄂豫皖苏区基本被摧毁。在敌人摧毁苏区的行动中,王先生所在的易本部因属"地头蛇",始终属于急先锋,两年多时间,该部只干一件事,这就是捣毁苏区,屠杀群众。当年王先生一直身处该部之内,不可能浑然不知。并且,光山文殊寺是遭掳掠被害人的集结地和关键转运所,而据《柴》文透露作者当年驻地为北向店,北向店离文殊寺仅十余里之遥,当年敌人此一恶行经年累月,轰动全国,作者近在咫尺,又处作恶的易部之内,真的会浑然不知?此外,作者在易本应部中一干就是5年,直到1934年冬。让人联想的是,此时鄂豫皖苏区大势已去,1934年11月,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被迫长征。巧合的是,也就在此时,阔别数年的王先生"还乡"王家湾。这一切表明,当年发生的事,作者并非浑然不知。可是,如今居然发生了严重"失忆"!还把屠杀群众的罪名加在红军头上!■

  (作者为军史学者)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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