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

○ 王 蒙 远 方

  远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早在1951年已经提出,是针对戏曲工作而言;而“百家争鸣、厚今薄古”,提出于1953年,是针对于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正式的发展文化艺术学术的“双百”方针来宣传,则是1956年了,到现在60年,但有关问题和歧义,似乎还没有梳理好。

   “双百”这个说法,既形象,又中国,又民主,又聚人气,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好方针。历任领导人都不断提起,知识界文化界无人不拥护,已经成为一个是否发扬学术民主的试金石。但是贯彻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问题,还有人认为是直接导致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乃至认为这只是一个钓鱼、引蛇出洞的阴谋或者说阳谋。想与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王蒙:1956年,“双百”作为比较成熟的文化艺术学术方针刚一提出,就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欣喜若狂。

  当时的情况似与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有关。当时毛主席等领导人面对苏联的麻烦,是比较有信心的,提出“双百”方针的时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宽阔包容的胸怀。毛主席强调,真理是在齐放与争鸣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如果只剩下唯唯诺诺,歌颂拥戴,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得到发展与创造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主席提“双百”方针的同时,他还强调要搞“小民主”,“小小民主”,这和他当时正在形成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理论有关。他认为“大民主”(指罢工示威、街头闹事等)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小民主”是用在人民内部的。他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个思想。他说要搞和风细雨,不要搞暴风骤雨,暴风骤雨就是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大民主”是成千上万人上街游行,动摇了社会主义根基,“小民主”是开会提意见,是学术艺术争鸣。这些话毛主席有言在先,所以简单说毛主席钓了你的鱼,未必能讲得通。

  远方:当时的意思很清楚,但一进入执行层面,分寸就掌握不好。本来是自家人,却对立起来了,往往弄到不知道人民内部矛盾的容忍度如何界定了。

  王蒙:说得好!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一提倡“双百”方针,“大民主”就出来了,那种情况下,一些领导人就会对“双百”加以警惕与折扣,客观上闹成“引蛇出洞”,以“双百”始,以打右派终,这是“双百”方针提出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百家”还是“两家”。后来毛主席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无非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在斗争尖锐的国家命运关头,我党历来否定第三条路线,否定中间状态。可以说,由“百家”进入“两家”,是有它的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背景的,也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尚同”、“尚一”有关。“天下定于一”,战国时期的孟子,面对四分五裂、血腥厮杀、民不聊生的局面,认为只有“定于一”才有希望。“两家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正义消灭邪恶,当然也就成了“一家论”,“双百”当然落实不好。

  远方:所以改革开放前,遇到强调阶级斗争了就没有人讲“双百”了,遇到政策调整了,例如1961年末与1962年初,又谈起“双百”来了。之后再一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不怎么提“双百”了。

  除了“两家论”,还有过一些说法,说“双百”方针是“阶级斗争”的方针,或者认为是一种策略,是“钓鱼”。

1960年,毛泽东接见文艺工作者


  王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是谈何容易啊!

  第三个问题是,“双百”一提,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化艺术学术生态呢?谁能保证“双百”之后作品的质量呢?当时的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说,“双百”就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很现实,也代表了人们对于“双百”“鸣放”的印象。不是说一提百家争鸣就出来一百家真理了,反过来可能出的是80家直到98家含有某种胡说八道、片面极端、哗众取宠、大言欺世、投机取巧、迎合民粹或者市场的言论。如果认为一“百家争鸣”就到处是真理,都是思想家,孔子孟子都出来了,如果以为一“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国色天香,个个都是鲁迅巴金,那就错了,根本不可能。肯定是上来许多低级趣味、毒花野草、抄袭模仿、趋时附势,这种情况,很容易令人对“双百”方针失望与否定。

  远方:你认为你的花要放要争艳,他提出你的某某作品根本不是鲜花,也不是香花,而是毒草。周扬讲过,毒草多了,工人阶级的锄草队就要上阵了。

  王蒙:这也如老子所说:“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你要开花怒放,他就有了锄草的必要与理由;你要鸣夜莺,他就有了猎夜猫子的理由与必要。开了锄,放了收,就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远方:一直到改革开放后,80年代,还不断有“收了”,“寒流来了”,“下冻雨了”,这样的说法。为此你还写过关于“放与收”的文章。

  王蒙:对呀!还有第四个问题,“双百”方针极大程度上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口与笔,解放了民众的议论纷纷。民众、知识分子,本身就不可能是思想一致、完全统一、个个顾大局、人人识大体的。不用他人,民众内部、知识分子内部先互相斗争起来了,告状信、告急信、请求行政措施的状子一份又一份,危言耸听、乱象丛生、互扣帽子。如毛主席喜欢引用的李贺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如何是好?

  第五个问题,你一“双百”,境外的舆论、人员也都要参与介入,这个说你“解冻”了,那个说你“自由化”了,然后说反映了你内部的权力斗争了,就更闹心了。你可能踏踏实实地搞你的“双百”吗?

  远方:那就是说,“双百”方针实行起来出现不力的现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啦?而只有到了今天,互联网时代,才能真正实现?

  王蒙:现在网上的互骂互诬的情况,也不是省心而是操心得很。这说明,言路是应该开放的,言论质量的提高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何依法规范百家争鸣是非常重要的。清规戒律太多了不如取消,不规范又可能产生破坏性的、颠覆性的、公害性的言论和作品。依法,既是不允许这种言论撕裂社会,又是保护发言人的合法权益。当年韩少功文友说,参加百家争鸣是可以的,但起码你得够了60分。马上有人说,谁来判定够不够60分?你想判定某个人的论点不足60分,他还想剥夺你的那个自以为是的80分呢!这里就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还有一个水准与经验问题。尤其是学术民主,没有起码的学术辨析能力,能使“双百”生态健康地存在与发育吗?

  说“双百”方针,没有一个人说不好,都拥护。但怎么坚定稳步地实行,确实需要摸索。

  远方:照你这样说,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似乎还要费不少劲,你是不是太悲观了呢?

  我的感觉是,不论讲不讲“双百”,实际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学术空间,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充与开拓了。

  王蒙:回顾“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它的起起伏伏过程,是为了以史为鉴。我们发现,美好的“双百”方针,实行起来不无问题与歧义,关键在于,有些时候“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出现互相制约的情况。我们希望看到“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能够产生良性的互动、互促、互补,我们希望看到文化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广度、深度。那时,我们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愿望,我们实现中华文化继承、弘扬、创造性的发展与转变的心愿,我们为人类作出新的文化贡献的愿望将得以实现!

  你说的完全正确。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化艺术学术生活已经大大扩容。我多次回忆过,30多年前,能不能出版胡适的著作?音乐剧《猫》能不能在中国上演,会不会被批为牛鬼蛇神、群魔乱舞?尤其是中国能不能正面看待选美?能不能允许跳摇摆舞?能不能听邓丽君的歌?都有过严重的分歧。连李谷一唱的《乡恋》也被大批过,如今想起来恍如隔世。双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深得人心,上下左右,没有谁敢于公开否定这一正确的方针了。

  执行“双百”方针,离不开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的完善与成熟,离不开公众的认知水平,离不开人们在文化、艺术、学术生态问题上起码必要的共识。

  远方:现在有一种说法,上世纪80年代是文化艺术学术的最好时期,也是“双百”方针执行得最好时期,你怎么看?

  王蒙:是的,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提倡的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人们比较尽情地批判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太天真,以文革结束后的三五年为文化生活常态,那样未免一厢情愿了。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双百”的方向是正确的,道路是曲折的,挑战是铺天盖地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长篇小说《青狐》里有过这方面的描述,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关于80年代的许多说法,不无梦幻曲的性质。

  远方:以谈“双百”始,以促销自己的书终,你太会利用机会了吧?

  王蒙:很简单,没有“双百”方针的提出、恢复与执行,就没有王蒙的1900万字的作品,我是“双百”的过来人、受益者。毫无疑义,我拥护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对之不做不切实际的延伸发挥。想当年,在讨论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就有英国记者讽刺,这篇小说成了“第一百零一朵花”即不受保护的百花之外的倒霉花朵了。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早就大步跨越过去了。现在我更是对“双百”充满信心。我希望“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与对于创造创新的提倡、与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目标,综合配套、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实处。建国已经67年,我们理应拥有更加伟大辉煌的文化艺术成果,我们理应拥有更加无愧于祖宗先辈与人类期望的文化贡献。■

  (责任编辑 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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