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争论是鉴别真伪的利器

〇蔡德诚 

 

   60年前,“双百”方针昙花一现,断然腰斩。要害在于,原本恩赐的“鸣与放”,一开始,要的、盼的就是“歌德式”的。压根就没想让你有“理性的质疑”,让你能“平权的争论”。从科学的逻辑看,但凡没有或不准有真质疑、真争论的所谓“争鸣”、“鸣放”,不是假戏,就是骗局。历史实践进程的定论,早已明镜似地了然。我是学理工出身,一生也在理工圈内干事。故想从科学鉴别真伪出发,说说我心目中的“科学式”的争鸣,说说促使人类近代文明大发展的“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实质内涵、价值、意义。

往事往例的启示

   20多年前,我当面听到朱厚泽说:“科学、技术是民主、自由的阳光雨露浇灌出来的花朵、果实”。此言不虚,始终铭系于我脑际。因为在他著名的“三宽政策”中,我分明感受到那份春风雨露的滋润,那份煦日阳光的暖暖温馨。也更因为,当代种种客观历史事实一再证明,民主、自由发展的程度、水平,始终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程度、水平的晴雨表。前者越高,后者亦高亦快,反之亦然。

  无独有偶,20多年后,我又当面听到我国科学界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探讨中国为何几十年出不来科学、文化大师的“钱学森之问”,及其化解出路时,他们一人一句的回答。当时,84岁的北大教授陈耀松说:“要靠民主”。89岁的郑哲敏院士(2012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随接说:“要有自由”。95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李佩又紧接着说:“要能争论”。三位老人并列而坐,一人接一句,都是脱口而出,先后不过几秒钟。此真乃积几十年心声,一吐为快的肺腑之言。言简意赅,字字铿锵,震撼人心。

  朱厚泽与上述三位,领域不同,经历不同,但在“科学与民主”、“科学与自由”、“科学与争论”的关系上,不仅“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是遥相呼应,“惊人的一致”。

  行文至此,又不由想起李政道的一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我曾当面听到国内两位大学教授对此言的不解、不屑,乃至“大不以为然”地公然斥之。但我积我思,我析我见,却从此言中,渐释心惑,终有所悟,由衷叹佩李政道的这番精妙“真言”。原来这个钱币的隐喻,不就是“自由”这两个金色大字吗?因为,古今中外,一切在艺术上、科学上攀登的大师们,无不是在“自由的心灵,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探索,自由的表达”的环境下达至顶峰的。这“五大自由”是我设想归纳的,我想,与李政道心中的答案,不会相差太远。这“五大自由”,大概正是朱厚泽所指的“民主与自由的雨露阳光”,也正是上述三位老学者内心呼唤的要义所在。

一个著名的争鸣范例

  在民主、自由精神的引领和保障下,“理性的质疑”、“平权的争论”,终于成为现代科学探索前行,去伪存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利器,也从而使科学技术达至今日之水平。科学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事件、事例。比如,18世纪“定比定律”的重大发现,即是一例。

   “定比定律”奠定了现代化学科学发展的基础。然而,发现者法国科学家普鲁斯特,在探索这个定律的过程中,却遭遇了长达九年的面对面的、激烈的质疑和争论,才最终被科学界正式确认。其中,普氏最大的“论敌”是著名科学家贝索勒。争论中,贝氏的每次质疑、反对,在当时的科学认知水平上,都是“有理有据”,咄咄逼人,当仁不让的。而九年之后,当普氏“定比定律”被理论和实验证明完全正确,终于被科学界正式承认时,这位最终胜利者,却极其真诚地对“论敌”贝索勒说,要不是你一次次的质疑、质难,我就不会这样一步步深入研究下去,也就不会最终发现定比定律。他向社会公众郑重宣告,“定比定律”的发现,其中贝氏有一半的功劳。总之,“质疑”、“争论”在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此亦彰显出正直科学家真诚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人文情怀,感人至深。从科学史、人文史看,这也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科学式”争鸣范例。

  与此相反,靠“歌德式”的吹捧强权,再靠强权去强立“真理”、强推“真理”的,到头来,终究不免是一场场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当年,从双百鸣放,到反右运动;从人民公社,到大炼钢铁,到全面大跃进;从粮食大放卫星,到农村“放开吃”大食堂,到全面大饥荒;从“5·16通知”,到红卫兵运动,到造反夺权,到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全面专政。都是历史的实例。

“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六要素

  完成社会公众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的现代化大转型,是我国当下和未来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传播“科学精神”,实践“科学理性”,不仅对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对一切严肃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精神领域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当下那种把“科学精神”庸俗化到时时处处当作时髦的空话、套话,当作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空架子、“废物篓子”的浮躁现象,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大家都“困坐愁城”的情况下,真正弘扬普及“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历史证明,民主与科学不可分割,是相互激荡,互为依存的。关键是要让公众掌握“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实质要素,成为人人手中的思想利器,使公众从空话、套话、花架子的迷失中走出来。

   “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实质要素是具体的,可见的,明晰的。是人人可懂得、可理解、可掌握、可应用的。这是我们当下现代化进程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让广大公众掌握它,运用它。我从科学本征出发,归纳出了“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六大实质要素。

  我以为,“科学”有两大本征:一是人类一代代人,一个个人,总是在用自己内在的有限的主观能力,去认识外在的无限的客观存在。这个认识过程永无止境;二是后人总会发现前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失误、失漏、偏差,乃至错误,而予以勘误,补正,纠正。一切科学的、求知的、进步的事业,正是在这两大过程中逐步前行的。尤其在自然科学,正是在上述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严谨、严密的认识体系,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完整,越系统的,且可相互佐证的知识体系。而“科学精神”、“科学理性”,恰恰是贯穿于上述两大本征过程的主线。

  从上述两大本征出发,我归纳出“科学精神、科学理性”包含的六大要素:“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这六条,对任何科学研究活动,对任何科学家的工作,都是缺一不可为、须臾不可离、少一难为继的。若这六条,能成为有法律保障的,人人有权掌握,有权运用的思想权利,不仅可以成为广大社会公众识人识事真伪,明辨事理是非的思想利器,也可大大激发广大公众中蕴藏着的民智。让中华大地上大面积地涌现出一代代认识到自己智慧潜能的后来者,从而焕发出无穷无尽的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创造力。

  试想当年改革开放,从经济上解放民生,使广大农民从土地束缚、“公社”束缚、城乡二元束缚的人身限制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城镇居民从地域流动束缚、单一所有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焕发出何等的社会活力,何等的财富创造力,从而造就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二三十年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上述六大要素为内核的“科学精神”、“科学理性”,能成为公众的思想权利,思想利器,使亿万人民从种种思想禁锢、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民主的解放,那又将激发出何等规模,何等深度的精神生产力、科技创造力,创造出中华精神文明新奇迹。或许到那时,中国才算迈上了现代化大转型的人间正道。■

  (作者为原《科技导报》常务副社长、副主编)

  (责任编辑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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