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使用了一些独家材料和首次披露的材料，因而更具权威性和准确性。丁玲为了洗清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努力，这不仅在极“左”思潮统治下，而且在拨乱反正之后，也是困难重重。对于1955年和1957年的两次磨难，我们依然还有很多未知之情。而本书的叙述，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
　　
　　丁玲与陈企霞两人，不要说密切的关系来往，即便“较”密切，也从来不曾有过。硬把他们拉在一起搞成一个“集团”，这实在是个政治笑话。
　　丁玲不仅以作品闻世，而且以传奇般的经历闻世。她的经历甚至比她的作品更引人关注，更耐读。
　　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40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5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丁玲都曾大红大紫过，大起大落过。从这个角度上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间，丁玲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文革”前新中国十七年的全国文坛，最为惨烈的冤案，除了胡风，就是丁玲。
　　丁玲跟胡风不同。胡风是非党，他的文艺思想解放前就跟共产党不尽一致，因而受到批评和帮助。解放以后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低下高贵的头。丁玲是从革命圣地延安出来的，她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长期担任高级领导干部，负责掌管着全国的文学界，跟反对、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各种言行，进行着最坚决的批判租斗争!这样忠心耿耿维护党的利益与原则，竟然也被打为“反党”，就更加令人疑惑、震惊。
　　同样令人不解和震惊的是，为了洗清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丁玲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努力，不仅在极“左”思潮统治下，而且在拨乱反正之后，也是困难重重。
　　在丁玲的沉浮悲喜中，蕴涵着当时政治的、文化的、文学观点的乃至宗派的斗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一冤案。在这一事件中，也使得丁玲和那些参与这一事件的诸多人物，都有了一个多侧面展示自己的机会，作为一个社会形象(不是艺术形象)，都更加生动丰满了许多，使得我们对于他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对于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丁玲本身值得研究，丁玲的境际遭遇更值得研究。她的悲剧，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格的，更是政治的、时代的、历史的，既是中国革命史的，也是中国文学史的。
　　这就是丁玲的价值所在，这也是撰写这本书的初衷由来。